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，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、文采和思想所折服，赴美留学前，又成了梁启超的弟子。
“梁启超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，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，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。”韩石山解释，“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‘中国的文艺复兴’，就是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。”
徐志摩回国后不久，就搬到了北平石虎胡同7号，负责处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新月社的英文信件。工作之余，他就带着皮包四处投稿，逐渐在新文化运动后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批判社会的勇气
1922年5月，蔡元培、胡适、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“好人”组成的“好人政府”。于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，法学家王宠惠、北大教授罗文干等人入阁，但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让“好人政府”如昙花一现。
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。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，声援罗文干。初回国的徐志摩，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写下了《就使打破了头，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》，并发出了“无理想的民族必亡”的呐喊。
“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。回国后的两三年间，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，他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。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。”韩石山说。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，在接办《晨报副刊》后，那里成了他的阵地。